立秋后的阳光变得薄了，像一层纱，轻轻覆在窗棂上。母亲总说“一叶知秋”。可我知道，在她那里，知秋的不是梧桐叶，而是那一碗莹润的银耳羹。
　　厨房里的白瓷罐已经摆出来了，边缘有一道细小的裂纹，像岁月刻下的记号。母亲踮着脚从橱柜顶层取下装银耳的玻璃罐时，阳光正好穿过她的白发，在墙上投下一圈毛茸茸的光晕。那些干枯的银耳片蜷缩在罐底，像一群沉睡的蝴蝶，等待着被温水唤醒。
　　“银耳要选朵大肉厚的。”母亲的手指在银耳堆里细细翻拣，她挑银耳的样子，像是在挑选上好的绸缎。我趴在餐桌边看，觉得那些皱巴巴的菌类实在配不上她专注的神情。
　　泡发的银耳在清水里渐渐舒展，母亲就坐在藤椅里守着。藤椅吱呀作响，和挂钟的滴答声此起彼伏。暮色漫进来时，银耳已经变成半透明的云朵状，在玻璃碗里轻轻颤动。母亲开始撕去那些黄色的蒂，她的动作很轻，仿佛怕惊扰了银耳的梦境。
　　砂锅坐在煤炉上，“咕嘟咕嘟”冒着泡。母亲往里加了两颗冰糖，想了想，又取出一只秋梨。“你夜里总咳嗽。”她说这话时并不看我，只是专注地用铜勺搅动锅里的羹汤。梨块在乳白的汤里沉浮，银耳像水母一样舒展开来。枸杞是最后放的，鲜红的颗粒在汤里绽开，像雪地里突然开出的小红花。
　　我其实不喜欢银耳羹，那种滑腻的口感总让我想起雨后黏在鞋底的蜗牛。但母亲总在立秋这天准时熬制，她说银耳能“润秋燥”，就像她坚信枇杷叶煮水能治咳嗽，艾草熏屋能驱蚊虫一样。这些古老的智慧从外婆那里传来，经过母亲的手，变成具象的关怀。
　　十二岁那年我出水痘，高烧不退。母亲在银耳羹里加了百合，一勺勺吹凉了喂我，瓷勺碰在牙齿上的声音格外清脆，银耳滑过喉咙时，我尝到泪水咸涩的味道，那时才发现，原来银耳羹可以是不甜的。
　　后来去北方求学，行李箱里塞着母亲晒制的枇杷干。视频时她总问：“那边干燥，有没有炖银耳？”我笑着敷衍，转头继续啃汉堡。直到某个深秋，暖气烘得鼻腔出血，才想起翻出抽屉里干瘪的银耳包。泡发时没去净的蒂让整锅羹发苦，我对着冒泡的锅突然泣不成声。
　　去年立秋回家，看见厨房的玻璃罐换成了塑料盒。母亲的手已经有些抖，撕银耳蒂时总会带下些瓣肉。我接过她手里的活，发现银耳其实不必撕得那么干净。砂锅还是那个砂锅，只是煤炉换成了电磁炉。枸杞放得比从前多，红艳艳的铺了半锅。
　　“现在知道放梨了？”母亲忽然说。我抬头，看见她眼角的皱纹里蓄着笑意。原来她一直记得我讨厌过甜的银耳羹。窗外的梧桐叶开始泛黄，一片叶子擦着窗玻璃落下。
　　银耳羹盛在白瓷碗里，母亲的那碗特意多舀了些梨块。我们相对而坐，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彼此的面容。羹汤入喉的瞬间，我突然明白，这滑过四季的滋味，从来不是单纯的甜品，而是母亲用文火慢炖的、爱的具象。 （魏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