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斌

　　1938年1月中旬，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行边币、统一币制成为热点议题。3月下旬，关学文利用安国县的印刷设备和技术力量，组建成立了边区银行印刷部，成功开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的红色货币。但因银行准备金太少，仅印发了1元、5元面额边币数万元。为了树立边币信用，边区党政决定联合法币，集中打击伪钞。日伪转而采用鱼目混珠法，特意在伪钞上设计了中华圣贤头像，盗印河北省银行和平市官钱局的小额票券，连同平津各银行杂钞一起挤向边区。边币发行量小，印刷质量差，特别是缺少筹码辅币，完全陷于被动境地。
　　1938年下半年，边区银行印刷部独立升格为边区印刷局，专责边币制版印刷。边区银行保留加印部，专责边币签号印码。总行和印刷局先后从辛集、武强等地，招收到一批技术工人，引进了整套设备和一台柴油机，并在冀中设立了分行加印部和印刷分局，增发了1角、2角和5角辅币，边币发行量达到410万元。1939年下半年，边区印刷各局、银行加印各部陆续迁驻灵寿县油盆，合并成立了边区印刷总局，边币生产实现了流水线作业。边区银行增发了2元主币和20枚铜元券，边币发行量达到1626万元，各县合作社也发行了约400万元流通券。
　　边币发行量、印刷质量和筹码辅币都有了保证后，边区政府采取拒绝使用、坡度贬值使用等办法，逐一把各种伪钞、杂钞全部打出了边区。1939年12月上旬，阎锡山在晋西制造严重的反共摩擦事件，再加上晋钞及山西土货券发行过滥、一文不值，边区政府果断禁止其流通，且不予兑换。到1940年年底，边币已有70%的现金准备，30%的实物和保证准备，增发了10元面额的主币，发行量突破3428万元，接近饱和程度。在边区货币流通市场上，边币已占80%，法币仅占20%，基本上一方清汉。
　　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在皖南把红色货币一律定性为“伪钞”，不惜动用军事力量遏制边币发行流通。12月上旬，日寇挑起太平洋战争后，丧失了利用法币套取外汇，采购国际战备物资的渠道，不得不贬值抛弃法币，转向国统区大后方抢购物资。晋察冀边委会正式宣布边币为唯一本位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市场上流通使用。规定凡法币持有者需要用钱时，必须向边区银行按市价兑换成边币。各级政府征收款项时，不再接受法币。边币由此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而穷途末路的法币、伪钞信用一落千丈。
　　晋察冀边区党政随机应变、以患为利，对敌货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边币发行谨慎、币值稳定，赢得了边区社会各界的信任。有不少富人视边币若金银，当作一种储藏保值手段。即使是在敌占区各大城市车站，使用边币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据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1942年8月份的统计，边区券等中共系货币流通额已达数千万元。又据原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尚明回忆，边区银行自创建到抗战胜利，共计印发了14种面额、33种版别、48.52亿元边币，使用人口800万。
　　三
　　晋察冀边区总体地狭田少，耕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大都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出于攫取原料、倾销商品的需要，在局部地区推动了某些产业的畸形发展，形成了单一脆弱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日寇全面入侵华北地区后，即对边区“卡脖子放血”，实施野蛮的军事围攻破坏和经济封锁掠夺。国民党军队抗战不足、扰民有余，五台县一天之内就被勒索了六七千头驮骡。城市达官贵人纷纷裹挟钱财远逃，乡村土豪老财也藏匿现金不出，造成边区金融闭塞、生产停顿、市井萧条。八路军的给养不堪言状，物质动员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938年1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规定，边区银行的主要业务为代理金库、调节金融，举办低利农工商业信用货款。总行经理关学文亲自指导，设计了以黑马耕地为主景的边币图案，突出了抓生产、促抗战的主题。然而根据地初创、百废待兴，边币发行主要还是解决财政透支。据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档案记载，该行1938年度的一般业务用款中，政府用款占96.06%。1939年度的投资贷款项目，只有商业贷款1万余元。而商贸部门热衷于盈利，对外输出粮油副食品过多。七八月间，华北各地发生特大水灾，次年边区全境闹春荒。
　　1940年1月下旬，边委会指示边区银行按月息4厘，发放合作贷款300万元，用于补充粮食、农具，推动修滩、造田和开渠工作。这批合作贷款实际贷出284万元，经层层分解后并不多，且存在分配不公平的弊端。1941年3月上旬，边委会决定以收回的合作贷款作基金，由边区银行统一按月息5厘，转贷于私资力所不能及的生产事业。但本年度边区银行更偏重于扶持商业贸易，商业贷款达到565万元，而生产、合作两项贷款也不过23万元。自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寇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步步升级，依靠对外贸易调剂余缺越来越困难。
　　1942年1月19日，边委会指示坚持敌后长期抗战，需要健康持久的财力物力，决定向北岳区发放农业贷款200万元。本年度边区银行还发放了工业贷款221万元，救灾贷款155万元，但商业贷款仍占大头，增加到752万元。12月下旬，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批评了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圈子的陈旧保守观念，指明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1943年1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提出今后应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本年度边区银行发放了春耕贷款900万元，另向北岳区合作社发放合作贷款145万元。
　　1943年11月下旬，毛泽东又在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上，批评了“只向群众要东西”的国民党官僚主义作风，号召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社形式的集体化道路。1944年1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召开为期9天的经济会议，掀起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大生产运动。本年度边区银行发放了耕畜贷款2000万元，生产贷粮1.8万石。12月下旬，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二届群英大会，提出1945年要争取“耕三余一”，逐渐达到工业品自给。本年度边区政府发放了贷款2.95亿元，贷粮9.26万余石。合作社增加到7400多个，生产业务扩大到20多种。
　　晋察冀边区党政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用金融货币当武器，战胜了空前严峻的人为灾难。据原边区国民党代表刘奠基的统计，边区政府自1939年至1945年，共计发放了各类贷款4.42亿元，贷粮18.85万石，有力地支持了边区实业的恢复和发展。边区实现了物质自给自足，精神也得到了解放自由。干群上下同心，军民步调一致，“敌来就打，敌退则耕”，钳制歼灭了大量日寇精锐兵力。　（连载下·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