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宏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对刚刚起步的甘肃地质事业来说，地质找矿手段单一，工作方法简单，而且进行综合找矿的经验和方法不足。而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有资料表明，1949年至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至少超过2万人。
　　毛主席指出，“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开路先锋”的地质工作，其作用和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因此，国家从1956年6月到1960年8月的4年多时间中，先后数十位苏联地质专家到甘肃省地质局开展工作或担任顾问。他们当中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稀有金属方面的专家17人，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探矿专家3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家4人，测量、区域地质、化验专家各1人，钻探专家2人，基性超基性岩科学研究专家3人。
　　苏联地质专家的到来，对甘肃地质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他们登冰峰雪岭，走戈壁大漠，涉大河小溪，足迹几乎跑遍了甘肃的山山水水。从普查找矿、地质科学研究，以及勘探原理与设计、报告编写等诸多方面对甘肃地质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帮助和指导，为甘肃地质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甘肃省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气候条件差。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物资贫乏，经济困难，工作条件差，但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地质专家们，克服各种困难，同甘共苦，默默地为甘肃地质事业尽职尽责。苏联地质专家在勘探工作程序中，要求地质人员一定要从地表工作开始，正确地选择勘探网的密度，大胆灵活地运用工作量，所布置的坑道既要保证能够揭露和查明矿体，而且自始至终要贯彻节约精神。在设计任务书的“经济预算”部分中，对每一项工程，每一项工作，甚至连交通运输、室内工作都进行了细致的成本核算。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对任何一个矿点，在没有经过一定的工作是从不妄下结论的。经他们检查评价的矿点，从不低估，也不浮夸，最初的远景评价与最后的勘探报告，没有多大实际出入。强调加强综合找矿、研究成矿规律、寻找隐伏矿体的重要意义。他们调查评价一个矿点时，不是仅仅局限于一种矿或某几种矿，而是进行多种矿种直至稀有元素、放射性元素的调查和评价。并言传身教，耐心培养地质人员学习综合找矿的新方法、新理论，使地质人员懂得加强地层、构造、制作地质剖面和各兵种联合作战对综合找矿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这种综合找矿的方法，既可靠又不会漏掉矿体。
　　苏联地质专家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表现优秀，成绩突出。他们先后共提出书面和口头建议1000余条，结合对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工作的调查研究，编写地质工作总结、报告等19份，对甘肃省的地质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金川铜镍矿床的勘探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彼·扎古敏聂依工作的祁连山地质队，工作区域包括整个祁连山南坡、北山地区和甘肃境内的中蒙戈壁地带。区内不是高山严寒缺氧山区，就是渺无人烟的茫茫戈壁，环境异常艰苦，但他并不在乎这些。1956年底至1957年他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和黑鹰山一带工作时，常常因为汽车不能通行，便和地质队员一道接连骑上几天骆驼。有时候带的水用完了，他和大家一道吃苦水。1957年底，为了及早评价祁连山南山海拔4500公尺的大岔石沟铬铁矿矿点，甘肃省地质局决定进行冬季施工。在高寒缺氧，大雪封山，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彼·扎古敏聂依专家不顾领导阻拦，依然前往矿点进行检查和指导，使在这里坚持冬季施工的地质队员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乌·弗·别斯巴洛夫写的《甘肃普查找矿方向》《鄂尔多斯西部的地质及其含铝土矿性》《甘肃拗陷内之含铜矿岩》《甘肃沉积矿床之研究任务》，以及尼·科·谢尔巴科夫专家写的《甘肃祁连山北坡及北山地区内普查找矿工作之特点》等，对进一步开展甘肃地质工作，产生了重要的意义。尤其1960年4月写的《甘肃沉积矿床之研究任务》一文，结合甘肃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找矿方向的问题，认为查明沉积岩剖面组成的基本规律性是对一个地区进行初步研究的首要任务。这种建设性的意见不仅对甘肃省的普查找矿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值得地质人员学习的一篇好教材。当时，为了让地质人员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甘肃省地质局将这篇文章转发到全省各专区（自治州）地质局及野外地质队，组织全体地质人员学习、领会和消化。
　　（连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