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洲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南梁革命根据地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土地贫瘠、环境闭塞的南梁地区，面对国民党经济封锁、军事围剿等境况，如何巩固好新生的红色政权，建设好民选的苏维埃政府，如何行使职能，如何组织领导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更好地保障游击战的胜利等问题，就成了苏维埃政府所肩负的重任。为此，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制定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土地政策、财政粮食政策、军事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民政劳资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肃反政策、廉政政策、各项社会政策等。
　　南梁山区偏僻落后，人口多数是从外地迁入的赤贫户，识字的人罕有，加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经济状况更加糟糕，人们普遍受封建腐朽社会的毒害尤其深重。男子留辫子、女子缠脚、买卖包办婚姻甚至抢婚陋习久远而顽固，特别是林区土壤和气候环境适宜种植鸦片（老百姓称“大烟”），地主豪绅和军阀、土匪把责令百姓种植鸦片作为掳取巨额财富的手段，强迫农户种植鸦片。受社会恶习影响，也因此滋生一批吸食鸦片、不务正业、好吃恶做的懒汉等，对社会危害尤深。
　　针对这一社会现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颁布了各种社会改造政策，广泛开展消除社会毒瘤、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使南梁中心苏区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社会改造政策主要内容有：“一是颁布并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引导群众移风易俗；二是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给想办法；三是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
　　为了改变落后愚昧的社会现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专门设立了禁烟委员会、禁赌委员会、放脚委员会等机构，颁布了禁烟、禁赌、放脚条例，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并确定专人负责，促使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在苏区普遍兴起。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设立妇女委员会，倡导男女平等。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和社会活动，动员男青年参加红军游击队。组织妇女掩护、收容政府干部和革命军人受伤人员，为红军和政府传递情报；为前线部队赶制军衣、军鞋、军旗，洗衣服、碾米磨面，支援红军前线打胜仗。妇女委员长张景文教妇女唱革命歌曲：“婆姨女子脚放开，长头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的势力大无边。”
　　妇女委员会还带领广大妇女参与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引导民众从封建没落的沉重枷锁和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极大地激发了边区妇女参加革命、拥护革命、支持革命的觉悟和热情。根据地妇女们精神焕发、昂扬向上，处处洋溢着追求光明、快乐进步的高涨革命热情。
　　边区政府当时还没有设立正式的人民法院，但是对于违法及民事纠纷问题等一切案件的处理，都是经过边区各级政府，并按照一定的组织程序进行的。在案件的审理与判决过程中，处处以革命的大局和苏区的巩固、发展为宗旨，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维护贫苦农民和当事者的合法权益。因此，群众有了什么不暖心的事和产生了矛盾纠纷都要找政府，政府都能处理得让群众心情舒畅、心满意足。这些措施使根据地人民安居乐业、喜气洋洋，打心眼里拥护党，拥护边区政府。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俘虏的方针是既团结又改造，不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尽量多做工作，耐心帮助、教育，很好地同他们合作，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用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争取团结多数，他们有的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有的在教育后妥善地安置回乡去生产，不使流为游民或土匪。比如，小石崖民团团总罗连城，就是同情和靠近红军的民团，曾多次支持过刘志丹枪支和钱物，后来，这里就成了红军游击队的联络站和伤兵寄养地；1935年6月，红军攻下李家塌民团寨子，刘志丹亲自审讯被俘虏的反动团总和恶霸，并下令枪毙了反动团总唐海燕，对一般团丁，则宣传政策，发给路费，释放回家。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各种社会政策，为肃清潜藏在根据地中的各类反革命分子，分化瓦解敌特分子，巩固革命政权，保护根据地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支援红军主力多打胜仗，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它集中体现了根据地党、政、军对推翻腐朽黑暗的旧社会，解放全国劳苦大众，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建立和发展进步的苏维埃社会秩序、维护革命秩序的坚定目标，也是边区政府对社会教育与改造的成功探索，是党在边区局部执政成功的先进理念和正确路线方针的生动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