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淼

　　刘琦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军事组组长。在1998年辞世之前，他曾嘱咐家人，身后不发讣告，不搞告别仪式，不要给组织添任何的麻烦，彰显出一位历尽艰辛、出生入死、奋斗不息的老红军的高风亮节。
　　

一

　　刘琦于1912年7月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早年父母双亡。18岁时加入国民党军队，干电台的工作。
　　1931年秋，刘琦所在部队参与对江西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其间，他目睹苏区老百姓对红军的真心拥戴，内心深受触动；1932年1月下旬，趁部队休整之机假称电台有毛病须到国民党南昌行营修理，将护送尉官打晕，扛着电台在吉安投奔了红军。那位被刘琦打入赣江的尉官，由于水性好，侥幸未死，他向上司报告后，南昌行营立即登报悬重赏通缉刘琦。
　　刘琦带着电台参加革命后，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破译国民党军方面的密电，以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约在1932年冬，红军保卫局撤销，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增设红军工作部和白区工作部，原有的侦察部和执行部继续保留。刘琦留任执行部预审科。后来，敌人不断向瑞金派遣特务，刘琦曾奉命以反间谍的手段，打入敌人内部，并演了一场“苦肉计”。一个打入瑞金红军内部的国民党特务，以请吃饭为名拉拢刘琦。刘琦将计就计，说有几个不错的朋友都觉得红军生活太差，想寻机投奔国军。该敌特觉得刘琦“可靠”，便约刘琦在某日晚到瑞金城东的一小桥下，按预定暗号集合，拉一支队伍到国民党军队去。刘琦准时来到桥下，敌特过了四五分钟才到。红军的侦察兵们一跃而出，刘琦和敌特都被捆绑起来，押回审问。刘琦忍受捆绑之苦，陪同敌特受审，假装招供了策反的情况，敌特信以为真，在一番审讯后招供出其几个同伙和行动计划。就这样，我军成功地粉碎了敌特的阴谋，将这股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
　　在瑞金，刘琦还担任过国家政治保卫局文化教员兼中华苏维埃联合合作总社管委会主任委员、飞行（机）场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二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刘琦随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在云南扎西（威信）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侦察科，由刘伯承总参谋长直接领导，科长胡底，刘琦为该科技术书记。
　　当红军威逼昆明时，为了打通道路，刘琦曾率十余名侦察员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突袭到昆明东北约20公里的杨林镇，闯到龙云部一个少校副官面前。副官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刘琦答：“薛岳部打前站的。”此时龙云部队正盼着国民党中央军的到来，自然十分高兴。正当副官招待刘琦等“中央军”之际，红军后续部队到来。副官意欲逃走，还哪里动得了心思。刘琦对他说：“不要怕，按照我们的意思回答昆明，决不伤害你。”刘琦等对这位少校副官进行了一番工作之后，便放了他。1951年，刘琦从广州到北京，正好与在香港宣布起义的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同坐一个火车包厢。途中闲谈时，龙云颇有感触地谈及当年红军过云南时红军俘虏政策的宽大，并提到在杨林被俘的那个少校副官被放回后颇有影响。刘琦听罢，笑逐颜开地说：“老主席，对不起，那是小老弟我干的。”龙云随即起身同刘琦握手，表示敬意。
　　红一方面军1935年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确定了继续北上抗日，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主张。8月18日，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并肩穿过茫茫草地北上甘南。此时刘琦被安排到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工作，任秘书科长，监督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党中央多次批评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朱德（当时在左路军）、徐向前等的坚持下，迫使张同意北上，于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官兵第三次越过草地，向甘肃前进，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这样，刘琦等派往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也是越过了三次草地，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党。
　　同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准备组织“通渭会战”，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河东的西（安）兰（州）通道地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1月8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之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及总部机关共两万一千多人，在西渡黄河之后，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国际路线。刘琦又作为西路军总指挥部的情报科长，沿河西走廊向西挺进。
　　1937年5月上旬，中央代表陈云在甘肃与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接应西路军余部官兵七八百人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安排下，组建新兵营和干部队，开展军事政治学习。刘琦任干部队教员班班长，曾教过数学等课程。
　　

三

　　1943年春，刘琦回到延安，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交际科长、经济建设处处长兼督查处处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受中央军委派遣，他带着一支部队，长途跋涉，前往东北。中途留冀东任兵站部政委。1946年7月，至吉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运输总公司政委，东北税务总局副局长。1948年5月，任吉林军区保卫部部长，为解放吉林、长春两市和东北地区，为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
　　1949年11月，刘琦奉命带领一批干部从东北南下广东，任华南分局财经委员会常委、秘书长兼军管会华南海关处处长和广州海关关长。当时的广州一大批买办官僚地主分子大肆进行金融投机、炒卖金银和外汇及走私贩私的违法活动。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州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广州海关牵头发动金融战役——通过打击金银外汇投机、严查走私贩私，快速稳定了金融秩序，使人民币的地位、信誉迅速上升，为刚刚解放的广东及整个华南地区恢复和整顿经济秩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华南分局还胜利完成了三反、五反运动和民主改革运动，并成功地组织了华南土特产交易大会，活跃和繁荣了华南地区城乡经济。当时刘琦作为华南分局财委秘书长并身兼数职，夜以继日，多谋善断，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好评。
　　1954年，刘琦调任天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1960年任交通部船舶设计院副院长。1978年后任水运规划设计院顾问。
　　

四

　　刘琦1979年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即担任了政协文史委员会军事组组长，孙毅、杜聿明、侯镜如、覃异之等为副组长。军事组集中了一大批起义、投诚和被俘后被特赦的原国民党军将领，并有一些老红军、老八路出身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如孙毅、张文舟、陈锐霆、高存信、刘汉等参加，阵容可谓强大。自1959年周恩来总理（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号召政协阅历丰富的老人撰写文史资料以来，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黄维、赵子立、覃异之、郑庭笈、文强、杨伯涛、李以劻等军事组的成员及其他原国民党将领如李仙洲、裴昌会、宋瑞珂等，都先后撰写了很多回忆文章。
　　1980年春，杜聿明给刘琦写信，主动请缨挂帅，提出成立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编审小组。杜是辽沈、淮海战役国民党军方面的主帅，当时又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由他牵头，编辑整理稿件，当然是合适的，可惜工作铺开不久，却于1981年春病故，刘琦毅然担起了编审组长的重任。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这部50多万字的《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正式出版。随后几年又编审出版了《辽沈战役亲历记》和《平津战役亲历记》，三书都重印多次，出版量均达十万册以上。
　　在刘琦的具体领导并亲自参与下，从1984年开始，又陆续编辑出版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亲历记》《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围剿边区革命根据地亲历记》和《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12册）。这些书每本都在四五十万字之间，而且大多附有战役要图、大事记和指挥系统表及战斗序列表，工程可谓浩大，为史学研究提供了系统资料并填补了很多空白。为此，刘琦几乎将全部时间都用在伏案审核稿件上，并亲自动手编改大事记、战斗序列表及战役要图。
　　1993年春，政协换届，由于年龄关系刘琦不再担任政协委员，但他继续为政协审稿，直到1995年把预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书出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