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保良 王处机

　　樊保良　陕西长安人。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副研究员，民族学博士点指导教师，兼任甘肃省民族宗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论著有《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蒙古族源诸说述评》《历史上蒙维关系之良好开端——兼论成吉思汗与巴尔术·阿而忒·的斤》《蒙藏关系史上的两位拓荒者》《蒙元时期丝绸之路简论》《蒙藏关系史研究》《西北民族论集》等。



　　　 王处机　甘肃临洮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现任甘肃省政府文史馆二级巡视员。
　　

引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是在两千多年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发生在公元1247年的阔端与萨班的凉州会谈揭开了西藏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为西藏纳入元朝中央政府行政有效管辖奠定了基础。西藏统一于祖国，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蒙古族和藏族为推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共同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今武威市，古称凉州，自汉武帝开疆拓土，设立河西四郡以来，沧桑岁月，悠悠千年，古凉州就雄踞于河西走廊东端的咽喉要冲，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公元1247年，蒙古汗国皇子阔端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寺主萨迦·班智达在凉州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成功举行了“凉州会谈”。从此，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古凉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谓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因为它是西藏地方统一于蒙古汗国——元朝中央政权的历史见证。
　 

阔端驻兵凉州，向萨班发出邀请诏

　　1235年，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在漠北和林召开忽里勒台（诸王贵族大会），决定发动第二次西征，亦称“长子西征”。同时又采取分兵三路大举进攻南宋的措施，命其三子阔端统率西路军，进攻陇、蜀，规复陇右。阔端统军从陕西勉县出发，首先攻取了甘肃的秦州（包括今天水、甘谷、秦安、清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和巩州（包括今陇西、漳县、武山、通渭及定西一部分）。在巩州招降了原金朝巩昌府总帅汪世显以后，即令千户按竺尔攻取了会昌（今甘肃会宁）、定西、兰州等地。随后又回军攻入陕西略阳，击杀南宋沔州知州高稼。1236年，阔端亲率汪世显等将领出大散关，令按竺尔领炮兵手为先锋，攻破宕昌、武都、文县等州县。破城后，为招徕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令甘肃临潭、迭部、临洮等地的吐蕃部落也都纷纷归降了蒙古军。原金朝熙州（今甘肃临洮）节度使赵阿哥昌父子归降元军后，被阔端任命为迭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管辖其地。
　　1236年蒙古军进攻四川，令宗王末哥率按竺尔等，出兵阴平道，按期会师于成都。阔端率军与南宋利州路统制曹友闻大战于阳平关，覆其军。蒙古军降服了南宋的利州东路、利州西路、潼川府路等地之后，于同年10月攻入成都会师。1237年，阔端统军北上，驻兵凉州。宋军乘机收复了成都，其后阔端派汪世显和按竺尔率兵再次夺回。1241年，因蒙古大汗窝阔台驾崩，蒙宋战争暂行休止。
　　1239年秋，阔端就派多达那波将军率领一支蒙古军进藏。蒙古军在前藏遭到热振寺和杰拉康寺僧人的武力反抗，于是焚毁了两座寺院，屠杀了几百名僧人。后来，多达那波布施了许多金银财物，修复了被毁寺院和佛殿，并用金银片装修了佛像，其后再未发生过这类武装冲突。多达那波在西藏留驻长达两年多时间。在此期间，多达那波还与当地藏族僧、俗势力，进行了广泛和平接触和频繁友好交往，详细调查了解西藏的宗教、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后，向阔端写了一封详细真实的调查报告《请示迎谁为宜的祥禀》。阔端从这封《祥禀》中得知后藏萨迦派直接控制着当地宗教、政治、经济权力，是西藏地区实力最强的一个教派，其寺主萨迦·班智达博学多识，著述甚丰，品行高尚，声望极佳，人们尊他为“精通大小五明”（大五明为因明、内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小五明为诗、词、韵、历算、戏曲）的“班智达”（大学者之意）。邀请他来凉州商谈西藏归属问题，是最合适不过的一位代表人物。
　　1244年秋，阔端派多达那波以金字使者身份奉诏书前往，邀请萨迦·班智达来凉州会晤。《萨迦世系史》收录了这篇诏书的全文：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理，皇帝圣旨。
　　晓谕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与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吾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领西方众僧。
　　赏赐之物有：白银五大升，镶嵌有六千二百粒珍珠之珍珠袈裟，硫磺色锦缎长坎肩，靴子，整幅花绸二匹，整幅彩缎二匹，五色锦缎二十四匹等。着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二人赍送。
　　龙年八月三十日写成。
　　同多达那波一起前往的还有另一位名叫杰曼的将领直接率领军队，带着邀请诏书和丰厚礼品，不远千里深入后藏萨迦寺，迎请寺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
　　这封诏书表面上是邀请，可是从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以武力相威胁的意味。萨班作为当时萨迦派的宗教领袖，怎能理解不到其中意思。他明白，在强大的蒙古军事力量面前，起兵反抗无异于蚍蜉撼树、螳臂当车，唯有接受邀请才能保护藏地生灵免受战争带来的灾难。
　　萨迦·班智达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智者，更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他认真地分析了当时蒙藏双方形势，蒙古元军的强大是谁也无法战胜的。萨迦·班智达为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着想，也为更广泛地弘扬佛法使萨迦派获得更大发展机会，遂在1244年63岁高龄时，不顾个人安危和年迈体衰，毅然决然带领两名侄子及众多学者、僧人，携带许多佛教经典前往凉州。萨班先遣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等人直接奔赴凉州，他本人抵达前藏拉萨，与拉萨僧俗各界上层人士，充分商议归顺蒙古事宜，集思广益，以便思想上有充分准备。然后于1246年8月途经青海及甘肃天祝县到达凉州。
　　当时，阔端正在蒙古和林参加推举其长兄贵由继承大汗汗位的王公大会，待1247年返回凉州，才与萨班举行了首次会晤。需要说明的是，阔端邀请萨迦·班智达前来凉州会谈，不是以大汗身份，也不是以西北王的身份，而是以蒙古汗廷全权代表身份。这个问题史书记载和社会上的说法均有些混乱。例如《蒙古源流》《蒙古青史》《蒙古佛教史》等蒙藏文史资料都说是阔端继第三任蒙古大汗。此说确属误载，实际是窝阔台汗去世后，皇妃乃马真摄政时，阔端受封，“阔端开府西凉，承制得专封拜”（《元史·太宗纪》）。可见阔端未即汗位，继窝阔台汗位的则是乃马真亲生子贵由。另外，把以“诏书”形式邀请萨班前来凉州会谈的阔端说成“西北王”或“西凉王”，这也是不对的，地方王岂敢用“诏书”行文。
　　因此，阔端当时邀请萨班前来凉州商谈西藏地方归属蒙古之事，就是以蒙古汗廷全权代表身份实施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不是“西北王”或“西凉王”的地方王，这一点毋庸置疑。
　

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会谈

　　公元1247年1月，皇子阔端与萨班见面，据藏文史料称：“阔端甚喜，谈论了许多教法和地方风俗民情”，佛法也“得到王的敬信”。其后，阔端身患重病，多方求医都不见效。“法王萨班为阔端做了狮子吼菩萨之仪轨，使阔端从病魔中解脱出来。故阔端甚是信仰。”对于弘扬佛法，阔端对萨班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他在凉州城外特意为萨班建造了幻化寺（今白塔寺）供其讲经说法。据史料记载，萨班讲经时要有四名翻译把他的话译为蒙语、畏兀儿、汉语及当地安多藏语，可见讲经场面之大、听众之多。从此，“既不同语言又不信奉佛教之徒众亦信仰了佛教，信奉者皆入大乘教”。总之，“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
　　阔端作为蒙古汗廷全权代表，萨班作为西藏地方全权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在信中，萨班反复强调吐蕃头人归顺蒙古的必要性。大意是蒙古方面军队精锐，战术优越，战士骁勇善战，如果反抗就是以卵击石，倒不如直接归附方可免于生灵涂炭。同时，归顺还能保有原来官员照旧任职，属民牲畜还归原主所有，只需要缴纳一定贡品即可。萨班从西藏地方实际情况出发，高瞻远瞩，为了藏族的长远利益才亲自动身前往阔端驻地，接洽归顺事宜。蒙古方面也因其愿意归顺，才没有对西藏用兵。又传达阔端旨意，即任用萨迦人员为“达鲁花赤”，赐金符、银符。所有吐蕃地区头人必须听命于萨迦派的金符官，不得擅自行事。要求各地誊写官吏户口贡赋清册一式三份。两份呈交阔端和萨班，一份自己保留。乌思藏税目由蒙古官员跟萨迦人员商议制定。信的末尾开出了贡品清单。这封信说明蒙古认可了萨迦派在全藏的领导地位，萨班成为蒙古方面在藏地的代表。至此，西藏正式并入蒙古汗国的版图。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它一传到西藏，“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萨迦世系史》）。当时阔端以和平谈判方式代替武力征讨解决问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英明正确之举。可以说，一张谈判桌胜过了千军万马，使无数生灵免遭涂炭，符合佛教“不杀生”的愿旨。当今的说法叫“对话解决问题”。它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所造成的惨重伤亡和破坏，并且两族人民从此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西藏僧俗各界保持与蒙古统治者的联系，有利于西藏地方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这一正确而有效的政策后来为元世祖忽必烈继续采取沿用，蒙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发表，也可以说是向历史宣告，向世界宣告：西藏从此正式划入蒙元版图，西藏属于中国。关于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问题，尽管以往官方文书和专家论述中说法不同，诸如“西藏是元朝版图的一部分”“元代西藏地方正式成为中国的领土”“西藏地方归元朝版图”“西藏在元代才被纳入中原王朝统治系统”等等，但实质并无分歧，都是要说明中国的行政区域、中国的西南边疆从此正式固定下来了，中国完整的领土从此不可分割了。
　　阔端从1237年驻兵凉州，1242年“阔端开府西凉，承制得专封拜”，1247年与萨班成功会谈，1251年逝世于凉州，并葬于皇城滩牧马城的避暑宫（在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阔端的生母乞里吉·忽帖尼及其众子孙，世居凉州，共计六代人，时间长达百年。
　　萨班从1244年63岁高龄时应诏亲赴凉州，经过两年多的长途跋涉，于1246年8月到达凉州，1247年与阔端完成会谈，到1251年圆寂于凉州，再未返回西藏萨迦寺。虽然该寺派人前来请他返藏，但他只是给西藏各寺院弟子捎去很多布施和礼品，赠送《入普提道次第论》等佛教著作。萨班在阔端大力支持下，驻锡凉州白塔寺，专心著书立说和讲经传法五年间，“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萨迦世系谱·法王萨班贡噶坚赞生平》下）。正因如此，藏传佛教才真正意义上跨出雪域，在甘肃凉州及青海等地传播开来，安多地区藏族、河西走廊汉族、蒙古军官兵等僧俗民众，开始接受和信奉藏传佛教。
　　不知道是天意还是巧合，阔端王和萨班活佛历史性地完成了重要的凉州会谈，使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后，都于公元1251年归天逝世于凉州，也许他们都是在完成了自己的崇高使命后相约一同回天交旨了吧。
　　继元朝之后，中原各个王朝及历届中央政府都对西藏行使着完全主权，都把西藏地方划定为一个行政区域。这一重大历史意义，实可谓深远矣。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的深远影响是西藏正式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神圣的领土完整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了。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解决了西藏归属于蒙古汗国以后，元朝政府将西藏同中原内地各行省一样行使管辖和治理。如《萨迦世系》一书记载：“蒙古的薛禅皇帝（即元世祖忽必烈）治下有十一个行省。虽然吐蕃三区不足一个行省，因为是上师（即国师、帝师八思巴）的住地和佛法弘扬之区，所以还是算作一个行省奉献。
 

萨班东行是藏传佛教的一次大规模东传

　　早在西夏统治时期，蒙古贵族就从西夏王朝那里接触到了藏传佛教，感觉很合蒙古人的胃口，于是继续征服西藏，分裂的西藏对蒙古铁骑基本上不设防。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之后，藏传佛教更加迅速传入蒙古和内地，特别是元朝皇室更加信奉藏传佛教，忽必烈甚至奉萨班侄子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仿照藏文，帮助蒙古人创造了蒙文（八思巴文）。相同的宗教、相似的文字，蒙藏两族从此非常亲近。
　　萨班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其自身的修养造诣是分不开的。萨班家学渊源，师从伯父即萨迦派第三祖扎巴坚赞，又拜印度佛学大师那兰陀寺的最后一任住持释迦室利巴陀罗为师，广学显密教法，登堂入室。萨班精通大小五明，并著书立说，在佛学、因明、音乐、诗歌、语言等领域均有非凡建树。萨班的声望极高，印度的外道僧人因不服萨班的学识而前来辩论，被萨班以理折服，且加入了萨迦派。他的学识之渊博、精湛，在当时的雪域高原罕有其匹，放眼同时代的各国佛教学者中也是出类拔萃的。阔端等一大批蒙古皇室贵胄为他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所倾倒，这也是蒙元统治者最终选择藏传佛教为其精神依托的关键因素。萨班东行，就是萨迦派和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一次大规模东传，在凉州等地掀起了藏传佛教传播的高潮。一代宗师驻锡凉州，使凉州一时成为佛教文化的中心。
　　萨班在凉州的传法活动，主要集中于白塔寺、海藏寺、金塔寺、莲花寺，记载于藏文佛教历史著作《凉州四寺志》和《安多政教史》中。据《凉州四寺志》言，萨班在金塔寺向阔端等人传授过多种密法大灌顶，因此该寺又叫南灌顶寺。凉州四寺是萨班在凉州传教的重要场所，在萨班、八思巴的关怀和支持下，凉州的藏传佛教非常兴盛，一直延续至今。白塔寺被认为是萨班与阔端首次见面处，也是他们二人经常聚会谈话处，该寺在当时最为兴盛时僧众达到上万人。
　　因曾是萨班的传教弘法处，凉州四寺后来闻名于藏传佛教界，成为藏传佛教信徒朝拜的圣地。萨班东行前，蒙古人以萨满教信仰为主，上层也有个别信仰基督教、佛教等宗教者，蒙古的大汗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等均是典型的萨满教信徒。受萨满教泛神论思想的影响，蒙古的宗教政策较为宽容，基本上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各种宗教只要为蒙古皇室祈福祷告，就会得到蒙古皇室贵族的支持，可享受优惠待遇。蒙古皇室只注重宗教的现实功用，很少重视各宗教的教义理念。
　　面对强大的元朝政权，各种宗教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作出了积极努力，试图以自己的宗教感化影响蒙古人，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就阔端而言，其精神信仰与其父窝阔台、其兄贵由并无多大差异，他也以萨满教的眼光看待其他宗教。同样，在他的驻地也有萨满教、也里可温、佛教的教职人员会集一处，按各自的仪轨为蒙古人祈祷。如《萨迦世系史》载：“在法王萨班到达凉州之前，阔端的身边已有几位藏族僧人，但是由于他们对佛教的知识未能精通，因此在举行祈愿法会时，有也里可温和蒙古的萨满坐在僧众的上首。”萨班到来后，这种祈祷法会依然进行，只是佛教的地位有所变化。“此后阔端和法王萨班谈论了许多教法，在原先黎域（指于阗）诸大德向阔端介绍佛教的基础上，使阔端明了佛教之教义。因此，阔端十分高兴，下令从今之后也里可温和萨满不能坐在上首，而是让萨班坐在僧众的上首，祝愿时首先有佛教僧人祝愿，由此在蒙古地方佛教出家僧人之地位受到重视。”《汉藏史集》载：“（萨班）得祈天者的长老（之位），为国王的上师，于霍尔地区广弘教法，是霍尔与萨迦关系的开端。”萨班登上了各种宗教集会时的首座，足见萨班处世灵活、世事练达，是智者的行径。
　　萨班成为祈天长老使佛教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变了佛教的不利局面。阔端对萨班愈来愈有好感，按《萨迦世系史》阔端对萨班经历了从好感到敬重信仰的变化过程，尤其是萨班治愈了阔端的重病，是增进双方关系的转折点。“其后，法王萨班为阔端做了狮子吼菩萨仪轨，使阔端从病魔中解脱出来。故阔端甚是信仰，曾多次向法王萨班请教大乘之发心等博大精深之教法，僧众对法王亦非常拥戴。”《安多政教史》说萨班为“阔端王及其眷属授予喜金刚的灌顶，显示了各种神通，得到王的敬信。”萨班在写给西藏的信中亦说道：“此菩萨汗王敬奉佛教，尤崇三宝。以善良之法度护持臣下，对我之关怀更胜于他人。”从藏文史书看，至少可以说阔端对佛教发生了浓厚兴趣，甚至产生了一定的信仰。
　　除了阔端等人外，尚有凉州一带其他民族的高僧大德、佛教信徒亦从萨班听讲佛法，萨班在他的信中写道：“汗王对我的关切异于他人，故汉地、吐蕃、畏兀尔、西夏等地之善知识大德及官员百姓均感奇异，前来听经，极为崇敬。”“从此，既不同语言又不信佛教之徒众亦信仰了佛教，信奉者们皆入大乘教。总之，法王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足见萨班在凉州的传法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赢得了各族各界人士的赞扬。佛教提倡和平、非暴力、仁爱、友善，是当时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国家的安定统一，民族的友好团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凉州会谈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符合各族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也是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重要历史见证。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