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斌

一

　　晋察冀边区行政界线犬牙交错，人口结构复杂，各地素来政出多门，金融经贸壁垒森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各级政权机关土崩瓦解。为了加强与统一军政财经各项工作的领导，1938年1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召开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各职能部门，宋劭文当选为主任，兼财政处长。2月18日，边区银行总行在阜平县城宣告成立，3月20日在五台县石嘴村正式挂牌营业，关学文就任经理。
　　边区银行成立初期“其作始也简”，包括警卫、运输、文印等勤杂人员在内，只有20多名工作人员，且没有分支机构。1939年3月30日，边委会颁布通令规定，各专区均须设一办事处，各县均须设一代办所。但冀西第一、第四专区合设一办事处，由总行直接管理所属各县代办所工作。随后边委会又颁布经济建设的原则方案，要求各银行与各级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在边委会统一指挥调度之下建立完整的金融网。规定各专区办事处由银行派人主持，必须在3月底建立起来。各县区代办所分别由贸易机关、合作社代办，也希望在6月底、8月底普遍建立起来。
　　敌后金融工作情况特殊、责任重大，打铁还得自身硬。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整顿紧缩党组织的非常时期，破例批准边区银行建立党支部、发展新党员，并从党校和抗大抽调3名学员帮助建党。边委会从华北联大挑选了40名学员，开办了一期行政人员训练班，结业后有6名学员分配到总行。边区银行从抗战建国学院、山西民中招收了50名学员，结业后全部充实到基层。总行专门设置了教育秘书，以排为单位开展军训，还特邀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文艺家谱写行歌，激励干部职工挽救边区贫困、创造民生繁荣，“伸出金融力量打击敌人，替边区装上一副铁的神经”。
　　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完全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费。晋察冀边区党政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厉行节约、精兵简政，但尽了最大努力，确保银行系统人员少减不动、机构有减有增。1942年8月27日，关学文主持召开边区银行行务临时会议，传达贯彻边区政府高干会议精神。决定缩编总行警卫队，各办事处一律保留5人。撤销盂县、正定县代办所，改龙华县营业所为代办所，超编人马不发粮食经费。
　　1944年春季，边区终于熬过了至暗时刻，转入局部反攻阶段。但日寇“困兽犹斗，其力尤劲”，巩固区不断被蚕食缩小。3月4日，边委会决定总行并入财政处，保留编制12人。各办事处并入专署财政科，保留编制3人至4人。总行经理、办事处主任分别由财政处长、科长兼任，编余人员下放到商店一线，加强对敌货币斗争。7月下旬，边区军民发动夏季攻势，根据地迅速恢复扩大。到年底，边区政府已辖有4个行署、18个专署，以及110个县政权、750个区政权。边区银行也相应恢复完善了组织架构，配备增强了骨干力量。
　　抗日根据地红色银行的初心使命，正在于服务抗战、保障民生。其性质既不同于钱庄票号，更有别于金融寡头托拉斯。其内部目标一致、关系平等，没有老板高管对伙友下级的欺压剥削，也没有行员同事之间的竞争倾轧。晋察冀边区银行既是一个战斗堡垒，也是一所育人学校。尽管机构一简再简，人员少之又少，而业务一直没有间断。虽然行址频繁转换、居无定所，但队伍始终拆不散、冲不垮、打不烂。总行经理关学文鞠躬尽瘁，以至于脸上骨格凸出。广灵县兑换所负责人郑尊国长期深入乡野，身上长满了脓疮，又因敌人追击，经常露宿山头，十指冻僵坏死。
　 

二

　　华北地区政权分离割据，导致了币制杂乱无序。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币制改革，确立了四大银行发行纸币的法定货币地位。但华北各地私发票币屡禁不绝，市场上金币、银元、铜钱仍在使用，法币、省钞、杂钞、土票并存流通。日寇侵占华北各中心城市、接管各大银行后，即开始实施所谓经济谋略与武力并举的“总力战”。晋察冀边区蔚县、灵丘、涞源三县政府麻痹大意，当日伪宣布察钞作废时，仍然允许在境内流通使用，引来大量察钞抢购物资。三县政府情急之下，竟将部分察钞盖上印章。日伪突又宣布察钞继续使用，盖印章的作废，几十万察钞遂成废纸一堆。
　　（连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