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太

　　王建太 甘肃静宁人。曾在共青团静宁县委、平凉地委、泾川县委、定西市纪委、甘肃省纪委、金昌市委工作。现任甘肃省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先后在《人民日报》《求是》《秘书工作》等报刊发表文章数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在甘肃正宁寺村塬、陕西耀县照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教训，最终在桥山山脉中段成功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在南梁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以此为基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后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巩固为陕甘宁边区。由此，南梁红旗不倒，成为中国北方最耀眼的一颗星星，挺起了中国革命的脊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历史功勋光照千秋。
　　习近平总书记2009年8月在甘肃考察时指出：“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并总结其为“两点一存”。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又指出：“甘肃是一片红色土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南梁革命根据地“两点一存”的重要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在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许多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和事件。比如，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同样，南梁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两点一存”的历史地位，在我们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关键作用，不可或缺、不可替代。
　　（一）“两点一存”的南梁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发挥了关键作用
　　1..南梁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意义十分重大。一是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革命。毛泽东同志1945年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强调，“南方有老布尔什维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维克，并且也不很少，陕甘宁边区就有”，“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并指出，陕北“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二是这是唯一没丢的革命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后，成为党在北方取得土地革命成功的唯一区域，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没有丢失过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三是探索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南梁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陕甘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坚持走正确革命道路的结果，是深深扎根人民之中、党和军队得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四是“硕果仅存”使“落脚点”变成了现实，为“出发点”创造了条件。五是培育了伟大的南梁精神。
　　2.解决生存问题的“落脚点”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第一，长征伊始，首要问题便是生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军围绕生存寻找和创建落脚点。没有根据地、没有落脚点，党中央和红军的生存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第二，“如果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的讲话）。长征途中，党中央和红军曾先后多次选择落脚点，但由于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都未能实现。随着党中央和红军到达南梁革命根据地，在民族危亡、中国革命处于危急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有了落脚点，并且能站得住、站得稳，南梁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战略基点。第三，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同样，解决党中央和红军生存问题的落脚点则是长征胜利的关键之一。因此，南梁革命根据地这个“硕果仅存”的“落脚点”，就成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党中央和红军落脚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后，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了。
　　3.成为“出发点”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唯一可靠后方”（《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致朱德等电（1937年8月5日）》）。1937年8月，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从以南梁为基础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出发，进入抗日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开辟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撑起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半壁江山，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变。
　　（二）从南梁到延安，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南梁到延安，陕甘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具有起承转合的重要意义。一方面，陕甘革命根据地是“起承”的源头。正是有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才有了起承转合的基础，其历史地位不可替代、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从陕甘边到陕甘宁，根据地发展壮大的过程是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
　　1.从南梁到延安，这里是从落脚点到出发点的“起承转合点”。“硕果仅存”的南梁革命根据地，由于利于红军生存、利于红军北上抗日、利于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成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从而被推到了中国革命历史舞台的最前沿。以南梁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支撑点，党中央和各路红军落脚南梁革命根据地后，使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促蒋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出发点，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也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出发点。
　　2.从南梁到延安，这里是革命重心从南方到北方的“起承转合点”。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期，中国革命的重心一直在南方。国民党军的多次大规模“围剿”，加之我们党内“左”倾错误的危害，导致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在南方建立的十几个根据地陆续丢失。“硕果仅存”的南梁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局面。而随着长征的胜利，党中央和红军落脚南梁革命根据地，此后发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里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3.从南梁到延安，这里是革命形势从低潮到高潮的“起承转合点”。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到长征结束前，中国革命在一段时期内处于低潮。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心，推动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革命的火种在神州大地渐成燎原之势，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意义时说：“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以党中央和红军落脚南梁革命根据地为转折点，革命力量获得了新的发展环境和空间，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此走出了低谷，革命形势从低潮走向了高潮。
　　二、南梁革命根据地孕育了革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承载并践行了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从兵运斗争到建立红色武装，从农民运动到土地革命，从根据地建设到红色政权，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苦难、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始终践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为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呕心沥血，奉献一生。无论遭受多大的牺牲和挫折，他们的革命意志从未动摇，始终忠诚于党，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坚定不移、矢志不渝。
　　（二）坚持用正确的理论指导革命斗争实践
　　一方面，紧密结合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实际，认真学习井冈山经验，把革命斗争的重点放在了广大农村；另一方面，创造性地实践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形成了“梢林主义”这一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
　　（三）坚信党的根基、血脉、力量在人民，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一方面，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切实争取和维护广大贫雇农的根本利益，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赢得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和红军、保卫红色政权、保卫革命成果。1934年5月，南梁阎家洼子42名苏维埃干部和群众为保守红军的秘密，被国民党军残酷杀害，其中6人被铡下头颅，其余全部被活埋。“四十二烈士”宁死不屈、顽强斗争、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是党和根据地群众血浓于水、血肉相连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播撒革命火种，宣传革命道理，创建红色政权，积极调动群众参与革命，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实现了根据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壮大，使星星之火燃遍了陕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南梁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群众始终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始终是人民的主心骨。
　　（四）开辟了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建立根据地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充分认识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李东朗：《习仲勋与两当起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7日），坚持“武装是革命之本”，让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同红军、苏区结合，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出处同上），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坚持走正确的革命道路，是南梁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关键所在。
　　（五）创造性地实施了“十大政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执政积累了经验
　　以“十大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政策法令，为
　　陕甘宁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事业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比如，党中央刚到南梁革命根据地一个多月，就看到了根据地对愿意参加劳动的地主、富农留有活路这一土地政策的合理性，此后，党对富农、地主的政策做了很大的调整。“十大政策”的实施，也为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重要论著中提出一整套完备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随后各个根据地普遍推行这些制度，陕甘宁边区被认为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雏形。（上）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