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

　
　　胡杨　一九六六年生，甘肃敦煌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嘉峪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嘉峪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出版诗集《胡杨西部诗选》《敦煌》《绿洲扎撒》及各类著作五十余部。随笔集《中国河西走廊》曾入选丝路文化工程，被译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曾荣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中国当代诗歌奖、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等。
　

走向嘉峪关

　　面向戈壁、侧靠雪峰，前玉门而后酒泉，一座关口，已经650岁了，相比于从前的刚烈，现在更加沉稳了，风来，雨来，雪来，它，岿然不动！
　　我们需要从另一个空间，审视它：
　　东经98°16'、北纬39°48'处的戈壁沙碛上，坦荡的目光会被一座高大壮观的褐色建筑所遮掩，目光再深邃一些，你会看到汉代的“玉石障”、五代的“天门关”，直到明洪武五年征虏大将军冯胜率领的马队……从那时起的160多年间，一座占地面积约33500平方米、周长1263米的城堡，高过河西人的想象，与河西人头顶上的祁连雪峰一样，成为一种象征和家园的分界线，“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的民谣由此而来。
　　褐色的巨大的石条铺延着，褐色的锈蚀的砖块堆积着，在宁静的夜色中，更像是一具具尸骸，散发着血腥和杀气。一场场战争，骨肉的积聚，灵魂的夯筑，是嘉峪关全部悲壮之所在，与关下荒凉的土地无关。
　　距今200多年前，肃州镇总兵李廷臣欣然写下了“天下雄关”四个大字。今天，在嘉峪关城西400米处，我们看见这块高大的石碑和刚劲的书法，就像秋风扑面，一种彻骨的寒冷直逼心灵。没有丝毫的骄傲和自满，石碑的根部所埋藏的物质，时刻都在做出提醒和呐喊。
　　嘉峪关下，狂风扫净了一切，我们能够找见这种寒冷。
　　顺着长城远去的背影，我们看见了雪，即使是炎热的8月，那光亮的晶粒也连成一片，像银色的头盔和长剑，这是祁连山海拔3000米以上的雪线。再顺着雪线，我们看见了顺流而生的雪松、嘉峪关侧翼的田畴以及丰茂的草原……
　　月氏、乌孙、匈奴、羌、氐、吐蕃……骁勇的马队纵横驰骋，面对祁连山，他们却有着天生的恐惧，往往过之则“下马拜焉”，并从内心发出了“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的感叹。这感叹是沉重的。他们与强大的中原文明争夺和抗衡的智慧和勇气赖于此。这时候，身居金殿、手持金樽的中原官僚们已经感到了这股寒冷的不可忽视。挑战与捍卫，在祁连山下燃起了烽火，嘉峪关开始奠基。
　　成千上万个戍卒，充军者、流浪者、屯田者……源源不断地涌来，没有谁能够回到梦中的家园，他们是最初的夯筑者。嘉峪关的高大，是无名者的汇集，嘉峪关的不可仰视，是卑微人格愤怒的汇集。
　　历史的线条被每一个具体的受难者分解开来，是血淋淋的；嘉峪关的基础被一颗颗头颅分解开来，是一杆杆长缨和一簇簇利箭。因此，嘉峪关下没有迷惘，纯洁的雪流响在一切根源之上。据说，20世纪40年代，嘉峪关北敌楼内有一块墨绿色石碑，没有任何文字的印痕，每当天晴日朗，阳光照射，片刻之间，祁连雪峰以及山坡上的流泉、松柏、草地……就会在石碑上映照出来。
　　巧妙的纪念碑，用沉默表示真实，只要雪花不灭，冰川永存，灵魂就不会被时间的尘埃所覆盖、湮没。
　　寻找嘉峪关的历史，我们可以走进莽莽苍苍的黑山，那里泉水四溢，流水潺潺，古称“洞庭山”。也许在那个年代，黑山之中，有洞庭湖的浩渺、静谧、富足，这个名字让人浮想联翩。后来，在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奠基嘉峪关的巨大的石条全部出自黑山。黑山的雄伟和峻峭、黑山的坚韧和顽强，全部都赋予了一座城池。有时候，站在嘉峪关上眺望黑山，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熟稔，但真正了解了历史，走进了历史，就觉得，这座关口，实际上是一座山脉；而在没有嘉峪关之时，这条山脉，也是一座关口。曾经存在过的“玉石障”“天门关”，最早和最晚的“玉门关”，也都是依山设防。山，是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嘉峪关与黑山，它们所蕴含的庄严与威武，时时刻刻都能让人观察和体悟。
　　深藏心中的精神秘史，当肉身在风中渐渐萎缩，他们找见了水关峡的石壁。嘉峪关北行，沿着长城的走向，可以看见雄奇险峻的黑山，作为嘉峪关的天然屏障，黑山东麓的水关峡，流水淙淙，却是一个幽静的生活之所和灵魂的栖息之地。他们目光炯炯，神采奕奕，把全部的激情和隐秘交付了水关峡的石壁。
　　没有人能够揭秘。从原始狩猎至驯养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战国至秦汉，唐至明代，这秘密一直延续着，并且一代一代被粗细不同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着……他们的肉体腐烂了几千年、几万年，他们的灵魂却生活在陡峭的岩壁上。
　　他们在狩猎。一人骑马射野牛；一人骑马追赶野骆驼；一人徒步射杀一只石鸡；一人只身捕野牛，伸臂屈膝，围绕野牛的两只小动物紧张万分；两人挽弓射一野牛，野牛发觉，扬头，翘尾，奔跑；三人骑马奔跑，三人弯弓搭箭，四人一狗追赶，六匹双峰驼被围；一烈性蛮牛低头扬尾，将一人挂于角上……
　　他们在舞蹈，庆祝狩猎后的丰收。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里三层外三层，舞者多达三十二人，两手叉腰，头饰翎毛，蓑衣紧身，长袍拖地，舞姿婆娑……
　　高高的岩壁上，隐藏着这样一群人，这样一些牛、羊、鹿、驼、虎、豹、狼、巨貌、狐狸……没有人发觉他们，他们甚至在热闹的人群和穿梭的战争中宁静地生活。
　　的确，除了史前的部落纷争没有记载以外，从汉武帝通西域，设立河西四郡，畅通丝绸之路以后，这里就喧嚣起来了。水关峡，成为丝绸路上的咽喉要道之一，无数的兵卒在这里服役，铁打的营盘，直到现在还微露痕迹。五代以后，延及宋初，屡屡被点缀于诗句和典籍的皇皇玉门关东移至水关峡，使这里又多了些商旅的争吵和驼铃的叮当声。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水关峡深处隐藏的秘密，对于这里异常的繁华和权柄的光泽，这些石壁，表现出超常的无动于衷。
　　明洪武五年的大规模筑城，100多年间形成了嘉峪关无与伦比的威严。驻军、垦荒的队伍蜂拥而至，他们与水关峡岩壁同饮一条河流里的雪水，水关峡周围的荒地散发出桑麻的芳香，小桥、流水、人家、斜阳中的一缕炊烟……这一切，水关峡的石壁都亲眼看到了。
　　秘密还是不能揭破。但这背后的忍耐和付出是巨大的，说不上会被突如其来的灵感一语道破。
　　灵感选择了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位牧羊人，当这位牧羊人在夕阳的余晖中目睹这些古朴、稚拙的图画，不知是出于灵魂的颤动，还是本能的吸引，用他那并不干净的衣袖轻轻地擦拭石壁上的尘埃，就像最初摩崖者的虔诚。
　　我们终于听清楚了隐约的、遥远的、并不响亮的凿岩之声，在今后的日子里，这音乐不会消失。
　　历史，一直青睐嘉峪关这块土地。当丝绸之路从无到有，从寂寞到繁盛，嘉峪关都是一处无法回避的通衢要道。
　　那个时候，嘉峪关一带，大地呈现怎样的春天，人们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幸福和欢乐，我们只能想象，但绝不只是停留于想象，在嘉峪关东北15公里的戈壁之上，数千座墓穴，在无尽的黑暗中，储存着嘉峪关昔日的光明。
　　这就是嘉峪关新城魏晋墓。
　　那分明是另外一个世界，那是我们一直力图寻找和抵达的世界。
　　从狭窄的甬道进入，黑暗愈加密集，逼仄的台阶愈加深邃和神秘，在那重重叠叠、突然降落的雕塑和画幅中，你仿佛是其中的一部分，小小的一部分，只是单纯的色彩或者线条。它们的隐喻，包含了整个世界和对世界的认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而那些，多者十余层的嵌雕砖或彩画砖，斗拱、侧兽、托梁力士、托梁兽、鸡首人身、牛首人身、雷公等造型，无疑又是宇宙秩序的维护者。一幅幅色彩艳丽的画面带着远古的信息，从无尽的黑暗中走了出来。农耕、狩猎、宴饮、出行、伎乐、庖厨，这一个又一个散发着喧腾气息的生活场景，我们竟然不觉得陌生，就像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某家宅院，门虚掩着，丝弦之声犹在，这是一个真实却又无法辨认的世界。那一幅幅生动的场景，究竟讲述的是哪个年月的故事？这些鲜活的人物，他们究竟从哪里来？又有着什么样的悲欢离合？
　　这是偏远的绿洲，这是深入地下十多米的墓穴，这是远古的人们为自己的灵魂选择的栖息地。对于我来说，走进这座墓穴，就是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的草原，这里的牛羊，这里的骆驼，这里奔驰的马；这里的房屋，这里的车舆，这里的出游，这里欢乐的音乐；这里的桑树，这里的狩猎，这里的放牧，这里美味的饮食；宁静、祥和、悠远……
　　像是一幅风俗画，又像是遥远记忆中曾经有过的日月，照亮了凡俗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这样的世界，我们已经打开了这样的世界，在它的引导下，我们会走向未来，走向长城，走向嘉峪关。
　　它们，同样是嘉峪关的基石。
　　

国家防御战略中的嘉峪关

　　有几幅老照片是有关嘉峪关的，100多年了，从前的嘉峪关虽然有些荒凉和破败，但仍然不乏栩栩如生的记忆。看那些照片，是在嘉峪关北部的戈壁滩上取的景，照片上，只有柔远、光华二楼，嘉峪关楼在当时已被烧毁。近景中，有一匹马和马夫。拍摄照片的是个英国人，叫威廉·盖尔，他于1908年游历嘉峪关，去了嘉峪关城楼和长城第一墩，戈壁上的风景看不出季节的变化，一切都是光秃秃的，而他的感叹，也有几分凄凉：“我们孤零零地穿过嘉峪关西门，孤零零地置身于茫茫荒野。往西看，景色荒凉，没有人烟，寸草不生的沙漠无边无际，一直延伸到天边。纵目远望，只见漫天风沙，遍地碎石，此外还有残破的电线杆，像是已经石化的人在沙漠中站立，高高地举起电线，似乎在向远方的人们传递和平或者战争的信息。”
　　在长城第一墩，他写道：“我们骑骡子来到这里，造访万里长城真正的终点。我们发现，嘉峪关本身并不是长城的终点长城的真正终点位于嘉峪关西南15里处……万里长城毕竟是亚洲最伟大的建筑，看到了万里长城的终点，总算不虚此行。……眼前的一切，使我们大吃一惊。这座建筑物并不靠南面的山，而是建在一座大约200英尺高的陡峭峡壁上，这个峡壁几乎成直角，像是工程人员凭铅垂线砍出来的。克拉克先生往下丢了一块石头，他的心脏跳动了8次之后，才听见石头入谷的声音。”
　　嘉峪关城楼上的3座木结构楼宇，被称为长城沿线最美丽的建筑物，对此，威廉·盖尔也有同感，他说：“在我这个疲惫不堪的旅行者眼中，这城楼非常美丽。而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不得不在景色单调的茫茫沙漠中跋涉。”
　　威廉·盖尔还记录了嘉峪关碑上留下的过路人、朝圣者，甚至还有土匪的留言，其中一则的大意是：“这个古老的关隘是分界线，分界线一边是怒放的鲜花，一边是荆棘遍地；无论是春天的温暖还是秋天的肃杀都要到达这蛮荒之地；在我享受和平的时候，但愿这关口像泰山那样坚不可摧。”
　　这段富有诗意的语言，在嘉峪关碑上已经看不见了。他笼统地说嘉峪关碑，嘉峪关留下的碑石虽不算多，但也有不少。我咨询过关城的文物工作者，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段文字，也没见过类似的文字。看来，威廉·盖尔的记述，给我们保存了历史的遗漏。
　　嘉峪关650年的遗存，文化的积淀，怎么说，也应该有厚厚的一层。但可能很零碎，有许多很可能被遗弃在阴暗的角落，发现一些，整理一些，历史的面目也就清晰一些。它们是逝去的岁月的见证，我们必须珍视它们。
　　那么，就让我们走近它，走进它。
　　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感觉到：一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兵燹，生产凋敝，生灵涂炭，需要休养生息；另一方面，鉴于“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为了巩固政权，他采取了和平的边防政策，期望“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从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出发，他认为“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他绝不效法隋炀帝那样远征，认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所以他派遣使者出使周边政权，建立友好关系，并实施怀柔政策，促使各民族融入中华大家庭。从洪武二年（1369）开始，他多次致书元顺帝妥權帖睦尔，劝他“奉天道，顺人事，遣使通好，庶几得牧养于近塞”。
　　有了这样的和平政策，为什么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修建嘉峪关呢？这是因为，和平，从来都是以牺牲为代价，以强大的实力说话，不然，就会被阴谋和野心家所践踏。
　　1372年春天，明太祖派兵15万，遣徐达、李文忠、冯胜，分出中路、左路、西路远征西北，扫平了元朝在甘肃的势力，将甘肃以及甘肃周边的广大地区尽数揽入大明朝的统辖之中。
　　也是这一年，冯胜班师回朝途中，相度地理形势，瞄准了肃州以西70里的嘉峪地区，这里是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合最狭窄之处，地势险要，南面是嘉峪山，北面是黑山，两山对峙，中有平冈，南北相距最宽处30里，最窄处16里，势如酒泉盆地之瓶口，是一处战略要地。事实上，自古以来，嘉峪关一带就是西域入贡的必经之路，一直被称为“酒泉门户”“河西咽喉”。宋元以前，有关无城。于是冯胜决定在嘉峪山麓西北余脉处——九眼泉冈塬上建关筑城，扼控咽喉。冯胜于当年开始筹备兴建，于次年筑成一座周220丈、高2丈余、宽厚丈余的无楼土城，结束了嘉峪关有关无城的历史，标志着嘉峪关城从此筑起。（上）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