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承录

　　郭承录　一九六二年生，甘肃永昌人。甘肃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生态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参加工作，一九八六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甘肃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故乡赵定庄，是位于永昌县西南方向祁连山脚下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它和河西走廊上的其他村庄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它却有一项看门绝活——打节子，这是全村人引以为傲的事。
　　小时候，春节期间观看社火队伍中的节子表演是最令人激动不已的事。据老辈人说，20世纪50年代我村的节子表演曾参加过省里的会演并获了大奖，后来在准备进京汇报演出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成了全村人最大的遗憾！
　　打我记事起，村里人就把节子舞称为“打节子”或“节子”。节子舞只是近年来县文化部门为了申遗重新起的名。
　　每年进入腊月，村子里就开始组织社火队，其中的节子手都是从全村青壮年男子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一般都具备1.8米以上的身高，且体格健壮、动作柔软、机智灵活。节子用枣木或桃木棍做成，长二尺四寸（80厘米），代表二十四节气，两端各有3个长方形小洞，每个小洞中各镶嵌4枚方孔铜钱，象征一年四季中的十二个月。节子全身漆为枣红色，象征着吉祥，两头一边系一方红绸代表太阳，一边系一方蓝绸代表月亮。队伍由一名叫“膏药匠”的人引领，他既是队伍的指挥者，也是每一个节目的引导者，还充当幽默滑稽的丑角。“膏药匠”的服装是用布做成的铠甲，头戴一顶红色的高顶毡帽，节子手则一身中国武士服。打节子的动作和武术动作一样，是用节子的两端击、劈、搏、打胳膊和腿脚，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节子手亦武亦舞，翻飞跳跃，动作激烈奔放、变幻莫测，在自身周围形成了回旋缠绕的防护圈，并和着鼓点腾挪跳跃，变换各种动作和阵型。
　　节子舞表演最少四人一阵，多则几十人到几百人，人数越多，气势越大，使观者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很想参与其中一展身手。配合节子舞表演的有一名鼓手、一名锣手和一名镲手。节子手每人拿着一个或一对节子，每四人组成一阵，每人负责一个方位（阵点），表示每人看守营寨的一个门，四人看守东西南北四个大门。表演队形主要有二龙戏珠、虎抱头、串花子、车轱辘、韩信点兵、白马分鬃等；还有一字长蛇阵、巧打四门、五行阵、八门金锁阵、十排阵、群星聚会等变幻莫测的诡秘阵法。
　　表演开始前，节子手们排成一排，然后由“膏药匠”逐一引领进场。“膏药匠”左手拿着一盏带把的灯笼（称为“膏药网子”），右手拿着一只拨浪鼓，用于指挥队伍和每一个表演者的表演。到了夜间，那盏膏药网子灯点燃后用来指挥社火队伍的行进和表演。随着“膏药匠”手中拨浪鼓和膏药网子的上下翻滚，节子手们的身体律动和动作幅度配合武术动作不断变化，四边的阵点也在有规律地变动。节子舞表演者舞动手中的节子，伴随着忽快忽慢的鼓点，踩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漫天挥洒着每一个动作，把西部人热情奔放、骁勇善战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表演者整齐划一的动作和复杂流畅的队形变化大气磅礴、灵活多变，体现了可防、可守、可反击的战术智慧。
　　节子舞是赵定庄村的“专利”，周围十里八乡都没人会打。打我记事起，赵振铎（村里人都称赵小爷）就是全村打节子的高手，后来县里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把他确定为节子舞的传承人。赵小爷身高一米八以上，瘦削的脸上长着细高的鼻子和浓黑的眉毛，他打起节子来身手矫健，动作灵活，煞是好看。另外一个高手是我的堂哥郭承龙，他个子也一米八以上，脸型和赵小爷相似，他除了节子打得好，鼓和镲也打得好，特别是他打鼓的节奏，可以把节子手的情绪调动起来，所以，更多的时候他充当鼓手或镲手，有时也会轮换角色，当他用鼓点把节子手调谑够了的时候，就进到场中单独表演一场节子，精彩处都会引来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现在，赵小爷和郭承龙都已去世，节子舞如今的传人是赵小爷的孙子赵继海。赵继海个子不高，原先是“膏药匠”的扮演者，他动作滑稽，语言幽默，是“膏药匠”的最佳扮演者。但现在赵小爷和郭承龙等节子舞高手都不在了，他也就只好承担起了传承的重任。
　　我是在1974年初中寒假时被村里选为节子手的，村里在春节前一个月就开始组织节子舞队训练了，经过一个月的练习，到正式表演时新手们也都能熟练地打节子了。那年，我自认为水平很高了，但村里人却认为与赵小爷的水平还相差甚远。那时，赵继海就担当“膏药匠”，他诙谐幽默地引导着我们，想让我们快就快，想让我们慢就慢，表演的时间也由他掌握，他想使坏心了就指挥鼓手一直敲下去，把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时的他一脸的得意，周围的观众们则哈哈大笑。表演结束后我们虽会围上去七嘴八舌地埋怨他，但内心却是十分愉快的，因为毕竟我们的表演得到了大家的喝彩！
　　关于节子舞的起源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据《永昌县志》记载，节子早在唐宋时期就在赵定庄一带流传，但这也都是近代人的推测。近年来有学者认为，节子舞的阵势很像古罗马军队的“鱼鳞阵”，据此推断节子舞源于古罗马军队的战术；另一种说法是节子舞由明朝中期的将军郭琥所演传；还有说是为了纪念楚霸王，在“霸王鞭”的基础上演变而来。而我认为，前两种说法有一定的历史逻辑，而第三种说法则没有一点历史依据。因为永昌地处西北，跟楚霸王没有一点关系，绝不可能是根据“霸王鞭”演绎出来的。
　　关于源于古罗马“鱼鳞阵”之说，是根据1957年美国汉学家德效骞在《古代中国一座罗马人的城市》记载，后来由澳大利亚教师戴维·哈里斯、西北民族大学教师关意权、兰州大学教师陈正义等提出的。
　　公元前56年，庞培、恺撒、克拉苏“三巨头”采取强硬手段控制了罗马政局。与庞培和恺撒相比，克拉苏政绩平平，因此，他非常渴望建立战功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在他担任执政官不久，就向元老院宣布了自己远征帕提亚的计划，虽遭到元老院的反对，却得到了恺撒和庞培两巨头的强力支持。帕提亚在汉文典籍中称为安息，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之一，它曾是古波斯帝国属地，后又成为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帕提亚省。
　　公元前53年的一天，当克拉苏的罗马军团行进至卡尔莱城附近时，遭到了安息军队的层层包围，克拉苏立刻命令士兵盾牌连着盾牌摆出了龟甲阵（鱼鳞阵），并命令轻装步兵进行冲锋，力图撕开包围圈，但安息人避免与罗马人短兵相接，战场上弓箭齐发，击碎了罗马人的盔甲，穿透了他们的盾牌，以致罗马重步兵挽盾的手都被钉在了盾牌上，纷纷倒地毙命。这场战争最终导致罗马的7个兵团葬身帕提亚高原，2万多名罗马士兵被杀，1万多人被俘，克拉苏也被安息军队擒杀。后来，安息人将俘获的罗马士兵安置在安息国东界进行
　　卫戍，一部分人不甘心受到安息人的驱使，和当地的游牧部落结好，历经千辛万苦进入了位于中国西域地区的康居国界，形成了一个以罗马战士为主体的特殊部落。康居王得知此事后，便派官员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把他们划入了康居的军队，替康居人守卫国家。
　　与此同时，活动于中国西北部的匈奴，从公元前60年开始，因单于继位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内部争斗。公元前54年，呼韩邪单于被其兄郅支单于呼屠吾斯击败，于公元前53年遣子入汉、对汉称臣，在西汉政府的支持下渡过了难关，在漠南站稳了脚跟。郅支单于统治下的匈奴人，见呼韩邪单于在汉政府的帮助下日益发达，便成群结队投奔呼韩邪。郅支单于便率众西迁，向中亚方向逃去。当他们到达康居国时，被康居王看作救星，派使臣请到康居驻牧。
　　郅支单于到达康居后，听说有罗马军团的后裔生活在这里，便在康居人的陪同下拜访了罗马军团。双方一见如故，结成了联盟。他们打败了乌孙，而后又反击康居，辱杀康居贵人，并请汉朝的工匠和罗马军团的筑城专家在都赖水旁建造了一座险要坚固的城池，史称郅支城。郅支城建成后，郅支单于更加有恃无恐，派兵四处烧杀抢掠，欺凌弱小，并侵扰汉朝疆域。
　　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陈汤得知这一情况，他们一方面派人向朝廷报告，一方面结集了在西部屯田的汉军官兵和西域诸国兵马攻打郅支城。“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陈汤在这时说的一句气壮山河的名句。汉朝军队分六路进军，在距城三里远的地方安营布阵，近距离观察了城内的防务。陈汤等人看到，郅支城最外面是一道奇特的木墙，第二道也是木墙，木墙之间有天桥相通。第二道木墙后面留有一条巷道，巷道后面才是宽厚的土城，这三道城互为依托，连为一体，用一般方法很难攻破。陈汤不解，因为匈奴人以前从未修筑过此种城池，随行的康居人告诉陈汤，这种城池是骊轩人帮助修建的。次日，甘延寿与陈汤到了郅支城下，见匈奴人在城门口两侧摆成“夹门鱼鳞阵”，由数名军官指挥，反复演练，这些军官高鼻、深目，胡须为红色或黄色，皮肤白皙，身材高大魁梧。匈奴士兵则手持方形盾牌排列出各种阵势，变化莫测，令人眼花缭乱。“夹门鱼鳞阵”把单个士兵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防御工事，坚不可摧。
　　汉军包围了郅支城，向郅支城发起了进攻。经过两日的激烈战斗，汉军攻下了城池，斩杀了单于。罗马军团也被甘、陈军队俘获，甘延寿和陈汤将俘获的4000余名罗马人押解到了河西走廊的番和县（今永昌县），将他们安置在了县之南的者来河畔。甘、陈回到长安后，奏请天子，请求在番和县南的祁连山下置骊轩县，得到了汉元帝的批准。这样，汉元帝建昭四年（前35）在河西出现了一座专为骊轩人而设的新城——骊轩县。
　　我刚参加工作就被分配到了永昌县的焦家庄乡，者来寨是焦家庄乡的一个村，乡上确定由我联系包抓者来寨村的工作。当时，我就看到许多高鼻、深眼和卷发的人，尤其是头发自然卷的人特别多，我询问当地人时，他们都说这里离肃南县很近，可能是历史上汉族和藏族、裕固族通婚的结果。现任永昌骊轩研究会会长的宋国荣，当时就是焦家庄乡河滩村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下乡的时候还经常到他宿舍里聊天。20年后，我陪省里的一位领导去考察骊轩城时，他出面讲解，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因他留着长长的黄发，一副外国人的打扮，很是时髦。我在他背上打了一拳，调谑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旁边的人说：“他就是骊轩人呀！”我才反应过来。当然，也有人说我长得就像骊轩人。有一次，一位省领导问我：“承录，别人都说你是骊轩人，你是不是？”我说：“领导，我用两句话回答您。一句是，我是地地道道的大汉子孙，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宗。另一句是，为了家乡旅游业的发展，我也愿意充当骊轩人。”领导听后哈哈大笑。
　　节子舞起源的另一种说法是由明朝的左都督光禄大夫郭琥所创。郭琥是我的祖先，是从山西汾阳的郭氏家族中分离出来到福建定居的一支。郭琥自嘉靖中期从戎，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任永昌卫指挥，他文武双全，素负盛名，征羌羊沟、乌牛坝等地，多次立功，升姑臧（今武威）守备。此后，经常与河套一带来犯之鞑靼作战，战无不胜，屡晋官至古北副总兵。郭琥经常研究兵法，常与手下将领一齐讨论春秋战国时期及秦汉以来许多生动的战例，并讲给士兵听，很受时人敬佩。他还发明了一种专门对付骑兵的武器——节子棍，既可近身防卫，又可攻击骑兵和战马，在战斗中屡屡取得奇效。一年，河套一带的鞑靼大肆入侵，抢掠民间财物，郭琥奉命击敌。他指挥战争不是硬打硬拼，而是运用古人作战时的计谋，设置伏兵，出击少数骑兵引
　　敌，假败，然后在敌人追击中伏击。郭琥的军队用他自己发明的节子棍同鞑靼的骑兵作战，由于集体使用节子还可发出轰鸣声，鞑靼以为神兵降临，迅速败走。因为郭琥战功卓著，朝廷遂调升郭琥为山西镇守。不久，山西土官张同反叛，暗通鞑靼进犯，围困老营。在官军各路人马还未到达时，郭琥乘敌人未站稳脚跟，便指挥自己的一支队伍单师出击，以迅猛的攻势攻击敌人大营，斩首千余，敌人大乱，各自逃命，郭琥夺取敌人不计其数的粮草、马牛，保住了孤城。朝廷降旨，升其任左都督，授光禄大夫，驻守大同镇，皇帝敕封其子孙五代世袭都指挥使。朝廷也为郭琥军队在战场上使用的节子棍赐名“节义棍”。明清时期，永昌卫城曾为其立“三边挂印”坊，郭琥后世子孙大都居住在赵定庄村。今日赵定庄村主要由赵姓和郭姓两大姓组成，郭姓是后来入驻的，虽郭琥平定西域有功，但赵姓人多，所以这里仍被命名为“赵定庄村”。这里四面环山，易守难攻，从西大河流淌出来的雪水在中间形成了一条大河，是天然的战略屏障。
　　郭琥定居赵定庄后，便带领赵定庄人操练“节义棍”的套路和阵法，久而久之，这套战争中的武术发展演变成了今天的节子舞形式。
　　历史的烽烟早已消失。无论节子舞源自何时何处，都是留给赵定庄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看着节子手们随着锣鼓的敲击声舞出气势恢宏的舞姿，就仿佛听到了战马嘶鸣，看到了罗马人手握盾牌演练“鱼鳞阵”的场面，也仿佛看到了郭琥将军追逐鞑靼的身影。但愿节子舞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能永远传承下去。
　　参考书目：陈正义著《骊轩绝唱：最后的古罗马人之谜》、王萌鲜著《骊轩书：一支古罗马军队在中国的最后下落》等。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