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吴军

　　檐角的青苔又绿了一寸。邮筒立在门廊边，漆色褪得一片斑驳，像是被岁月咬出豁口的银镯子。藤萝顺着木格子窗爬上来，新抽的须子探进墨绿色的信箱口，仿佛要偷看里面沉睡的信笺。
　　这是镇子南头的邮政所，砖墙上爬满了忍冬，每到五月便开出碎金般的花，香气顺着老式百叶窗的缝隙，流进邮政所柜台后的那片方寸天地。
　　老李头擦拭铜制台秤时总哼着乡间小曲的调子，秤盘里的阳光被他的蓝布袖口拂来拂去。我常看见戴玳瑁眼镜的先生来邮政所寄挂号信，牛皮纸信封上墨迹未干，洇着松烟墨的苦香。他说那是给北方一个古籍修复所的同窗，他说：“纸寿千年，总得有人续上这口气。”邮政所的柜台玻璃映着街对面老槐树的影，风过时碎成满柜的翡翠叶子，和那些贴着花花绿绿邮票的信件一起轻轻摇晃。
　　午后的阳光最是稠密，穿阴丹士林布衫的妇人抱着蓝印花包袱进来，取出了裹着桑皮纸的茶叶罐。她教我用朱砂笔在包裹单上写“徽州松萝”，她说她的女儿在金陵念师范，“我女儿舌头刁，只认老家的茶。”她笑着说。
　　邮政所的包裹台上铺着靛蓝土布，阳光斜切进来，把布面上的蜡染梨花映得几乎要飘落。窗外卖麦芽糖的梆子声荡进来，和着浆糊的糯米甜香，在木梁间织成透明的茧。
　　我最喜欢暮春时节的雨天，雨水在青石板上敲出了长短句，邮递员老陈的摩托车的铃声溅起了水花。他卸下帆布邮包时总是有一股潮湿的草木气，说南塘桥边的野蔷薇开疯了，把乡邮员的小道都染成了胭脂色。
　　那些盖着各地邮戳的信件躺在分拣格里，哈尔滨的冰棱纹戳、昆明的山茶花戳、苏州的评弹琵琶戳，恍惚间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的晨昏都在这个木架上流转。
　　黄昏时分，总是能见着穿学生装的少年来到邮政所。他们趴在枣木柜台上写明信片，钢笔尖在洒金笺上“沙沙”作响，写未名湖的塔影，写珞珈山的樱云，写外滩钟楼敲碎的月光。老李头沏了茉莉香片搁在旁边，茶烟袅袅爬上糊墙的旧报纸——那还是民国三十八年的《申报》，铅字里藏着十里洋场的霓虹。少年们把写好的明信片按在胸口焐热，仿佛这样就能把心跳也寄到远方去。
　　邮政所门前的邮筒吞下最后一片晚霞时，檐角的铜铃开始诵经。寄往海外的航空信在秤盘上轻得像鸥羽，老李头往封口处抹浆糊的动作总特别郑重，像是在为远行的舟楫系上缆绳。有一回我看见了寄往斯德哥尔摩的蓝信封，落款是“小镇玉山堂”，想必是故乡的老先生给远在异乡的儿孙写家书。窗台上的镇纸压着的宣纸被风吹起一角，露出工楷写的“云中谁寄锦书来”的句子，墨色里沉淀着整个小镇的烟雨。
　　入夜后值更人掌灯，黄铜灯罩在砖墙上投出巨大的光晕，像一枚暖色的月亮。邮政所分拣室里的邮戳列队在樟木架上，钢印在幽光里泛着青，恍若守着时光渡口的青铜兽。有时听见邮政所的夜班职员用榔头敲打火漆印，那“笃笃”声混着更漏，把夤夜敲成细密的蚕丝，裹着未及投递的思念，等待破晓时抽成金线。
　　这些年，经过多少次门庭更迭，独有邮政所门窗的绿色始终未变。春分时收到盖着南极长城站邮戳的贺卡，雪原上的企鹅竟也站在中国红的邮筒旁。雨水节气有海外寄来的樱花明信片，背面印着俳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原来，乡愁过了沧海，依旧是李清照的酒盏里漾着的月光。
　　邮政所的门楣匾额上的“鸿雁传书”四个字的金漆渐淡，倒是砖缝里新生的车轴草愈发青翠。快递站的荧光招牌在街对面明明灭灭，邮政所的墨绿窗帘仍按时在辰光中起落。那台民国年间的日晷仪还在院子里转着影子，提醒每个来寄平信的人：有些抵达，原是要慢慢走才见得到风景。